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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对传统科学理论体系的清算 

作者： 同济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高宣扬 | 2005年11月30日15时20分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莫兰的整体思想理论的宏观体系及方法出发，揭示莫兰对现代知识的批判立场及其方法论特征，并指明它们在莫兰的整个思路中的关键地位；接着，从莫兰对现代知识进行批判的微观分析，探讨莫兰对现代知识进行批判的时代意义及其对当代教育、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刻效应。  

关键词：复杂性(Compléxité)  真假游戏(Jeu de la vérité et de l’erreur)  方法(Méthode)  知识(Connaissance)  教育(éducation)

一 莫兰的基本思想和核心问题



　　在《为了进入二十一世纪》(Pour entrer dans le XXIe siècle)的2004年新版一书中，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1921-  )结合他个人和人类所经历的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深入地反思了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和最重要的问题，诊断当前全球性全面危机的症结，试图探索人类共同走出深重困境的可能出路。在这本书中，莫兰再次展现了他的广阔的视野，雄心勃勃地提出改进现状的创造性方案，描绘和设计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前景，显示出莫兰本人作为思想大师的风范和气质。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应该破除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地形成的对‘现代性’(modernité)的错误认识以及对现代知识的盲目迷信，从科学及现代技术所玩弄的‘真假游戏’中解脱出来，不再沉迷于启蒙理性的幻想之中。他认为，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是充满危机的时代，是进步与倒退、革命与改良、理性与宗教混杂交错的混沌世界。历史的教训所提供的见证，证实了启蒙运动及其后的各种革命运动所允诺的‘解放’的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揭破了各种历史救世论(messie historique)的假面具。莫兰以其个人亲身经历以及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苏联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阐明当代一切危机的知识论根源(sources cognitives)及其思想逻辑(les logiqes de pensées)的基础，启发我们反思自身的思维模式，并从根本上调整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基本概念(réviser nos méthods de pensée et nos conceptions)。莫兰将其思索的焦点，集中在现代知识及其思维逻辑的问题上，因为他认为当代一切危机的最终根源，就是自封‘真理’、并号称有能力保障人类对自然的中心控制地位的理性知识。莫兰说：“导致错误和虚幻的理想的知识及思维的模式，至今尚未被认识、分析和批判”；“正是真理救世论(Vérité-Messie)所占据的中心地位，造成人类最疯狂和最恐怖的行动”。所以，在莫兰的整体思想中，批判、揭露和颠覆现代知识的‘真理-救世论’的荒谬性及其罪行，乃是最核心的问题。

　　莫兰认为，对于知识的分析和批判，首先不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单纯批判或否弃各种具体的知识，而是从根本上揭露其思想根源和思维模式。莫兰认为，现代知识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们始终打着‘理性’、‘人性’、‘以善制恶’、‘科学’和‘真理’的旗号，一方面把世间和历史的一切错误、恶、非正义、丑的东西，都推诿于它们的‘敌方’(ennemie)，另一方面对它们自身，却使用正当化、合法化、制度化和逻辑化的手段，将其自身的一切理念、方案、计划、欲望、目的、策略和方法，论证为‘正确’、‘正义’和‘唯一可行’的选择。为此，莫兰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揭露作为一切危机之源的‘善恶二元对立论’，而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是以古代摩尼教的‘善恶二元对立论’(la pensée manichéenne)作为典范，长期以来，将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所奠定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以正当化、合法化、正统化和推广化，并由此出发，主张使一切思想创造活动、社会文化活动和政治行为，都实现标准化和‘精确化’，引导人们首先按照统治者所认定的‘合法标准’，将每个人自身教育成为认识的和道德的‘主体’，在分门别类地和按学科地对一切客观对象进行经验的和理性的认识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政治上合法的主体。

　　面对这种、具有强烈欺骗性和蛊惑性的认识逻辑和思维模式，莫兰反传统之道，主张首先将世界看成模糊的复杂混沌过程，倡导一种穿插而游动的研究和分析方法。因此，莫兰对知识的批判，一方面集中揭露和批判现代知识的虚假性及其逻辑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又采取多学科穿插、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并把知识问题同政治、社会、自然科学、现代技术、人的精神生活以及思想方法联系起来。所以，在莫兰对知识的批判中，很自然地包含着对现代政治、社会制度、道德、文学、艺术、管理及教育的全面批判。这就是说，在莫兰看来，对现代知识的批判，必须伴随着对社会制度、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的批判，必须揭示其思想和认识根源，揭示其思想模式和思维方法的虚假性，必须揭示知识与教育、知识与社会制度以及知识与政治的内在寄生关系；同时，也必须特别揭露现代知识与全球政治、全球信息网络制度以全球经济秩序的互动共生关系。在批判的过程中，既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又要从现实结构及其运作逻辑，并从未来的各种可能倾向，进行揭露和分析，贯彻莫兰本人所主张和倡导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多维多向穿插的思想方法。

　　由此可见，作为一贯关切人类命运的思想家，莫兰所提出的理论和所贯彻的方法，从来都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家，但他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真理的追求者。他的思路和思考主题，始终都游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浩瀚大海，来往于科学与哲学、文学与艺术、知识与宗教、实际与象征、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想象乌托邦之间的广阔时空，尝试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美学、历史学及文学中，吸取各种智慧和切实可行的方法，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他不愧为当代最活跃的‘智者’。与此同时，莫兰又不拘泥于理论的空泛探讨，而是紧密结合实际问题，特别是时局的现实问题，深入思考各国人民实际生活所面临的难题，关注世界政治、经济、技术、教育及道德的状况及其动向，表明他是进行实际改革和从事社会实践的设计师、探险家和活动家。

　　莫兰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参与社会改革运动，整整六十五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发表《德国的零岁月》(L’An zéro de l’Allemagne, 1946)和《人与死亡》(L’homme et la mort, 1951)而初露思想锋芒以后，莫兰就一直不停息地思想和写作，伴随着时代的步伐，针对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最尖锐的论题，连续发表近百篇长短不等著作，其中包括：《论电影：想象的人》(Le Cinéma ou l'Homme imaginaire, 1956)、《明星们》(Les Stars, 1957)、《自我批评》(Autocritique, 1959)、《时代的精神》(L’Esprit du temps, 1962)、《一个夏天的纪录：一部电影的说明词》(Chronique d’un été, 1962)、《一种关于人的政治导论》(Introduction à une politique de l'homme, 1965)、《法国的公社》(Commune en France : la Métamorphose de Plodémet, 1967)、《六八年五月：突破口》(Mai 68 : La Brèche, 1968)、《问题的关键》(Le vif du sujet, 1969)、《奥尔良和阿缅的传闻》(La Rumeur d'Orléans, La Rumeur d'Amiens, 1969)、《加利福尼亚日记》(Journal de Californie, 1970)、《人性：失去的典范》(Le Paradigme perdu : la nature humaine, 1973)、《人的统一性》(L'Unité de l'homme, 1974)、《时代的精神，第二卷：死亡》(L'Esprit du temps,  tome 2, Nécrose , 1975)、《方法论，第一卷：自然的本质》(La Méthode, tome1. La Nature de la Nature, 1977)、《方法论，第二卷：生命的生命》(La Méthode, tome 2. La Vie de la Vie, 1980)、《从二十世纪走出来》(Pour Sortir du XXè siècle, 1981)、《现代星相学的信仰》(La croyance astrologique moderne, 1982)、《有良心的科学》(Science avec conscience, 1982)、《论苏联的自然》(De la Nature de l'URSS, 1983)、《纽约：卡尔•阿贝尔的说明》(New York, illustrations de Karl Appel, 1984)、《科学与复杂性意识》(Science et conscience de la complexité, 1984)、《社会学》(Sociologie, 1984)、《玫瑰色与黑色》(Le Rose et le Noir, 1984)、《方法论，第三卷：知识的知识》(La Méthode (tome 3) La Connaissance de la Connaissance, 1986)、《想想欧洲》(Penser l'Europe, 1987)、《韦达尔及其作品》(Vidal et les siens, 1989)、《复杂思维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complexe, 1990)、《新的开端》(Un nouveau commencement, 1991)、《方法论，第四卷：观念及其居所、生活、习惯与组织》(La Méthode, tome 4, Les Idées. Leur habitat, leur vie, leurs moeurs, leur organisation, 1991)、《地球：祖国》(Terre-Patrie, 1993)、《我的魔鬼》(Mes démons, 1994)、《西希弗年：1994年日记》(L'année-Sisyphe, Journal de 1994, 1995)、《哭、笑、爱、及理解》(Pleurer, rire, aimer, comprendre, 1996)、《亲骨肉杀害罪》(Les fratricides, 1996)、《文明的政治》(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 1997)、《爱情、诗歌、智慧》(Amour poésie sagesse, 1997)、《好脑筋》(La tête bien faite, 1999)、《不知其出生日期的莫兰》(Edgar Morin. Nul ne connaît le jour qui naîtra, 2000)、《接通知识》(Relier les connaissances, 2000)、《未来教育的七种必要的知识》(Les sept savoirs nécessaires à l'éducation du futur, 2000)、《普罗哲维的一九六五年布列塔尼日记》(Journal de Plozévet. Bretagne, 1965, préface de Bernard Paillard, 2001)、《方法论，第五卷第一分册：人的同一性》(La Méthode tome 5.1, L'identité humaine, 2001)、《论一种文明的政治》(Pour une 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 2002)、《与中学生关于知识的对话》(Dialogue sur la connaissance. Entretiens avec des lycéens, Entretiens conçus et animés par Alfredo Pena-Vega et Bernard Paillard, 2002)、《世界的暴力》(La Violence du Monde,avec Jean Baudrillard, 2003)、《为创建新的星球时代而教育：将复杂性思维当作人类的不确定和犯错误时代的教育方法》(Éduquer pour l'ère planétaire, la pensée complexe comme Méthode d'apprentissage dans l'erreur et l'incertitudes humaines, avec Raul Motta, Émilio-Roger Ciurana, 2003)、《上天的孩童们：在虚空、光与物质之间》(Les enfants du ciel : entre vide, lumière, matière, avec Michel Cassé), 2003)、《方法第六卷：伦理学》(La méthode tome 6. Ethique, 2004)及《复杂思想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complexe, 2005)等。

　　从以上莫兰的作品中，不但可以看出他的思路、关怀重点、思索主题和领域以及方法的多样性、变动性和复杂性，而且，也同样可以看出：他本人不折不扣地贯彻和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原则和方法。就莫兰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而言，我们既可以大致地分析出历史的演变脉络及其阶段性，又可以看出其发展阶段之间的穿插性和模糊性。用结构主义的概念来说，莫兰的思想演变，呈现为历时性和阶段性、共时性和交错性、连续性和断裂性的重复与交错。

　　换句话说，莫兰的思想，长期以来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本身，一方面生动地凝缩、并同时地表现了他个人所经历的近百年世界历史与现实、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所提出的‘复杂性理论’(la théorie de complexité)的历史有效性和正当性。所以，莫兰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试图分析和解决的世界问题，虽然呈现出它们的极端复杂性，但它们毕竟又向我们提供了可能的分析线索，并在它们的交错复杂的含糊不确定结构中，显现出前后连贯的思想关切焦点网。

二 复杂性思维的教育

　　由于紧紧把握了历史与未来发展的症结及其知识论的思想根源，莫兰多年来非常关怀教育的改革与方法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说，现代知识是一切社会危机的关键所在，那么，现代教育制度就是现代知识得以疯狂肆虐、而使危机恶性循环地和变本加厉地危害于全球的关键中介环节。

　　在这一点上，莫兰几乎与法国当代多位杰出的思想家一样，以深刻的洞见，谴责现代教育制度和机制，揭露它必须承担制造社会危机和导致自然破坏的主要责任。从2000年以来，莫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和同一辈的杰出思想家德里达、福柯、布尔迪厄等人一起，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与不同方法，批判现行教育制度，并提出改革教育的可行方案。在《接通知识》、《未来教育的七种必要的知识》、《论一种文明的政治》、《与中学生关于知识的对话》、《为创建新的星球时代而教育：将复杂性思维当作人类的不确定和犯错误时代的教育方法》以及《上天的孩童们：在虚空、光与物质之间》等专论教育的著作中，莫兰反复强调：现行教育制度不仅传承、推广、普及和再生产一系列危害社会和自然的现代知识体系，而且制造、巩固和再生产社会的不合理制度及法制本身，促使已经累积的社会灾难和自然公害，积重难返和‘雪上加霜’。

　　首先，莫兰揭示了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的现代知识的荒谬性。莫兰指出，所谓科学，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于可能犯错误的风险的无止尽的警惕或所谓‘证实过程’而实现的一种朝向真理的‘战斗运动’(la science est un mouvement/combat vers la vérité qui s’effectue à travers la vigilance incessante sur le risque d’erreur ou vérification)。实际上，莫兰认为，我们并不能获得任何关于真理的绝对证据；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力揭示和设法论证错误。因此，所谓真理，无非就是相对于错误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确认‘正确的’谎言。莫兰由此得出结论说：真理游戏的可疑性及其无可证实性是无法消除的(inéliminable)，它永远只能以无止尽的模式转换的方式继续欺骗我们自己。

　　莫兰还从历史根源上，探索现代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性，强调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过程而推行的整体现代制度体系的巩固和不断再生产而稳定下来、并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同时，反过来，现代教育制度又是现代整体制度体系的生命线，因为现代教育制度，不仅保证了这种教育制度本身的延续性和再生产，加强其等级性、不平等性和加速分化机制，而且，也保证社会等级权力分配、社会区分及其再生产的有效性、延续性和不断更新机制。教育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相互寄生和相互催生，构成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主要生命线。这就是一切社会和自然危机之所以重复和变本加厉的真正原因。

　　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过程首先就是以教育的现代化作为其现行实施贯彻的中心机制。自从启蒙运动确立了以理性为主导的知识真理的追求目标，教育就成为了现代化运作的主轴。当康德界定“启蒙就是人从其自身造成的不成熟性中走脱出来”的时候，他就很明确地把理性的知识教育，当作现代人实现启蒙、完成自我确立、达到自我独立自主、并进行思想自由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因此，要洞察现代教育的弊病及其症结，必须解构和重构历史，特别是像福柯那样，紧紧穿透作为现代性的‘门槛’的启蒙运动(Les Lumières comme le seuil de la modernité)；正是在那里，集中地展现了现代性一切不合理性及其荒谬性的奥秘。莫兰在其著作中指出：教育机构给于学生的所谓知识和思维模式，是引导学生陷入真假游戏，训练他们在僵化的真假体系中盲目摹拟公式化、形式化、逻辑化、数学化、符号化和分类化的程序。莫兰说：“在古典的科学的思维模式中，从根本上排除了能够独立思索和反思的自我”。

　　他认为，在当代各级学校中，教育所推行的‘科学思维’和‘意识形态思维’两种模式，其共同点，就是千方百计地使独立思考的自我消失和迷惑在被谈论的‘真理体系’中。在莫兰看来，教育中所说的理性和知识真理，只是僵化的摩尼教式‘善恶二元对立’公式的具体表演和不断重演，旨在训练天真无辜的莘莘学子们，模仿和重演被统治者所确认的、作为标准的所谓真理的思维模式。在谈到这种单一性和单维的思维模式(la pensée unidimensionnelle)时，莫兰气愤地指出它们是‘既残废、又残害人’(pensée mutilée/mutilante)。

　　因此，莫兰在严厉批判现行教育制度及其摧残人性的思考模式的同时，又积极地推广一种复杂性思维模式，主张走出人本逻辑中心主义(Anthropologocentrisme)、单维主义(Unidimensionnisme)、单向发展论、进步主义、主客真假善恶美丑二元对立论、技术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经济决定论以及规则秩序崇拜等传统思想的槽臼，尝试以非定则、无中心、非线性、非平衡、混沌、模糊、不确定、分叉、无限区分化的模式，面对自然界、和社会，跳出犹太/基督教式的时间循环论和救世论的框架，把过去、现在、未来混合在无参照系统的游戏活动中，漫游在充满审美乐趣的创造活动中。

　　为了改造现有教育制度，在学校中必须鼓励和推行复杂思维，主张以复杂性的思维方式去思索多维的复杂性。复杂性思维既是原本的和自然的复杂性世界的一部分和构成部分，又是思考和理解客观的世界复杂性的可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复杂性思维就是贯彻于思维活动中的环保行动本身。莫兰早在他的《论方法，第二卷》中就提出和论证了作为教育改革核心内容的‘行动的环保原则’(le principe d’écologie de l’action)。

　　什么是行动的环保原则？莫兰指出：一切行动，都以偶然性的方式，卷入到相互回归渗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游戏漩涡之中；而行动者主体本身却又往往对此状况无所意识。所以，尽管我们的思维模式长期以来已经被现代教育制度所熏陶和训练成违背自然混沌的真理模式，但我们仍然有希望借助于自然存在的行动环保原则，回溯到复杂的无秩序系统之中，避免一再地给我们制造灾难的现有的‘科学思维模式’。莫兰还指出：一切自然和社会系统，包括我们的思想观念系统，都遵循着双重的基本行动原则：熵原则和环保原则(le principe d’entropie et le principe d’écologie)。正确的教育，必须训练学生熟悉和把握思想和行动的双重的熵原则和环保原则。必须使学生懂得：我们自己生活在复杂的混沌世界中，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复杂的混沌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是要尽力避免混沌和复杂，而是要设法介入和熟悉它们，甚至使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符合复杂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要掌握秩序、规律或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竭力发现偶然性、机遇性、变动性、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不是追求可用于功利的真理体系，而是学会随时随地灵活机动地思想和行动。所谓思想和行动的熵和环保的双重原则，就是一方面意识到一切思想和行动，免不了要衰变、蜕化、腐败、减缓、消亡，另一方面又存在通过交往和沟通途径而实现的自我更新、重构、复兴、新生的多种可能性。因此，通过熵和环保的双重原则，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衰落和颓变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又同时有意识地训练自己重返生命的新陈代谢运动中，通过交往和沟通，吸取他人和外在环境的活力因素，继续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既不热衷于追求模式化的真理系统，又随时随地通过在多重的偶然机遇游戏中掌握进行复杂性思维的本领。莫兰虽然严厉批评现有的教育制度及知识真理系统的危害性，但他始终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在现有的危机中找到了克服危机本身的机遇和可能性。

　　为了提供有效的改革方案，莫兰多年来致力于探索进行复杂性思维的方法。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历经三十年的岁月，莫兰就投入到持久的和连续不断的方法论探索中，一方面揭露现代科学方法的错误及其虚假性和欺骗性，另一方面又创建新的复杂性方法，完成了长达六大卷的《方法论》巨著。

　　在《论方法》第一卷中，莫兰首先批判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分离开来的单纯技术主义和科技专制主义方法，反对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加以绝对化，强调人文科学和人类学应该同自然科学相结合，并在探讨人的本性和人的文化的过程中，首先重视整个世界的混杂性和模糊性。他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不确定的混沌系统(un système incertain du chaos)，严厉批评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创建了一种立足于世界的混乱关系基础上的「自我组织」概念。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知识都必须札根于人本的和社会的认识的基础上。所以，混沌的方法论和复杂性思维，在本质上是人性的政治。

　　他在《论方法》第二卷中，深入探讨了由于当代自然科学中生命科学的革命而引起的各种有关生命的复杂问题。他特别重视当代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类学问题。对于人的生命的研究，在他看来，必须采用一般化的环境保护主义(écologie généralisée)。「一般化的环保主义」是上述「复杂性的方法」在生命研究中的运用，这是一种复杂的「环境保护相互关连系统」，它高度综合了生命成长过程中生命同其周在世界之间的整合、选择、适应、自我组织、相互参照和互动的关系。莫兰指出：任何政治和教育活动，不能忽视人性和世界的复杂性。人性和世界的复杂性是相互连接和相互渗透，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赋有多重的生命和生活在生命的多种生命体之中：他自身的生命、他人的生命、他所处的社会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以及生命的生命(chacun vit une vie pluralité de vies, sa vie propre, la vie des siens, la vie de sa société, la vie de l’humanité, la vie de la vie)。同时，每个人都是为了在其生命中维护过去，为了生活在现在，又为了使未来具有生命而活着。健康的政治必须以此种生命政治为基础，推行一种旨在延续和穿越多重生命的政策。

　　莫兰在《论方法》的第三卷中，论述了「认识的认识过程」，并把这一过程看作是「认识的人类学」(Anthroropologie de la connaissance)的研究对象。莫兰的认识人类学的探索，加强了他的方法论的人性基础，同时也批判就揭露了传统人性论的虚假性。在《论方法》第四卷中，莫兰集中地研究了人的思想观念、习俗、生活作风、道德意识以及人类组织同人的思想方法的密切关连，使他所倡导的复杂性思维方法，更紧密地同对于人类文化、经济、教育和政治的总批判联系在一起。

　　在从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关键时刻，莫兰更强烈地主张以‘过去/现在/未来’三向相互依赖(l’interdépendant passé/présent/futur)的复杂时间观，分析新世纪的世界形势以及教育的基本问题。莫兰激烈反对传统的历史教育，因为它向青年一代所灌输的，是立足于‘技术官僚思想’(la pensée techn-bueaucratique)基础上的历史观和时间观，宣传单向的目的论的发展观，旨在论证‘以往的历史是已被通晓的’(le passé est archiconnu)，‘现在是显而易见的’(le present etait evidemment connu)，“我们的社会的底座是稳固的，因此，建立在如此确保的基础上，未来是由现代经济、技术和科学的主流发展所决定的”。莫兰认为，以往方法论的要害，就是以这种自古犹太希腊传统哲学、经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及近代科学世界观所连贯论证的历史观和时间观作为基础，建造了一种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和官僚意识形态进行神秘化的系统方法论。所以，在莫兰的最近三卷的《方法论》中，莫兰一再地阐述他的‘过去/现在/未来’三向相互依赖(l’interdépendant passé/présent/futur)的复杂时间观，并主张在新的教育中，把对于青年学生进行新的复杂时间观的教育列为中心工作。按照这样的历史时间观，以往教育界向青年灌输的‘历史规律性’、‘上升进步观’、‘未来可预知性’等思想，应该代之以‘历史演化复杂性’的思想方法，使青年一代学会把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现象，当成一种由‘过去/现在/未来’三向相互依赖(l’interdépendant passé/présent/futur)的复杂时间结构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的复杂螺旋环状物(boucle complexe)，使他们逐渐习惯于偶然、不确定性、风险的普遍性、脱序、相互重叠性、混乱和混沌的世界，并学会以复杂性的思想和方法，待人处事，不断地创造他们自己所向往的新的生活世界。莫兰认为，年青人越是远离传统的科学观、时间观、历史观，他们就越能够更舒畅欢快地生活在崭新的世界中。

三 教育改革是实行人性政治的关键

　　莫兰始终把教育和对于现代知识的批判同政治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他不仅在教育论著中，而且也在其论述政治的著作中，强调知识批判、教育批判与政治批判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并以莫兰本人的复杂性思维模式，揭示知识思维模式、教育与政治模式之间的内在依赖渗透关系。

　　莫兰认为，教育原本就是政治的重要任务，又是保证政治本身避免腐败、进行‘自我更新’的重要场域。莫兰指出，一切教育活动基本上是政治性；反过来，一切政治，归根结底，也是教育性的。教育历来就是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的场域，是政治角逐的关键领域，因为教育不仅涉及到当前的权力结构，更关系到权力及其延续的未来命运。一切政治家和政治团体，都势必千方百计占据和控制教育场域，作为实行和保障其权力分配、权力再分配以及权力正当化的中心地带。如前所述，莫兰同法国其他杰出思想家一起，严厉批判现存教育制度与腐败的统治阶级、科学技术专制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莫兰一样，布尔迪厄除了全面批判现存的教育制度以外，还特别集中揭示教育同统治权力的紧密关系。他认为，学校教育系统所分配的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l)，是整个社会进行阶级结构调整和社会阶层区分的主要依据。布尔迪厄指出：“学校教育制度，在实际上，单靠它自身的运作逻辑，就足于保障特权的永久性”。所以，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所确定下来的阶级结构，将是整个社会组成和重构社会阶级结构的基础。布尔迪厄特别指出：学校教育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培训、养成、熏陶和塑造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心态结构’(structure mentale)。莫兰和布尔迪厄一样认为，心态结构同整个社会结构始终保持着双向共时的互动，而心态结构对于人们的行动方向及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教育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关系到权力、特权的巩固以及思想结构，关系到社会统治的秩序及其命运。

　　莫兰一方面揭露现有政治系统、制度及其程序的教育基础，另一方面又在教育改革中寄托他的未来的环保的廉洁政治的希望。一个廉洁的环保政治，首先就必须确立复杂性思想。必须以复杂性思想取代现有的技术官僚思想。他认为，真正的廉洁的环保政治，就是承认和主动进行复杂思维和复杂行动的变动系统。“正是政治本身最需要复杂性(c’est la politique qui a le plus grand besoin de complexité)”，因为在莫兰看来，政治关系到人和社会的一切，而人和社会又是最复杂的生命体。但是，现有的不合理的政治，虽然号称维护正义原则和自称具有合法性，却都违背和破坏复杂性思想和行动原则，试图把它所统治的社会和世界引向可被宰制的简单系统。当代政治制度特别利用现代教育网络，利用它在教育领域中控制、制造和宣传意识形态的有力地位，试图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秩序。

　　一切政治之所以难以避免陷入腐败的绝境，就是因为它们都热衷于自我封闭的制度化、体系化和系统化。莫兰说：一切体系，包括观念体系，都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而具有自我衰竭、自我腐败、自我瓦解的倾向(Tout système, y compris d’idées, tend, avec le temps, à se dégrader, se corrompre, se désintégrer)。对付这种不可避免的倾向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一种不断产生能量和制造热能的‘熵’(antropie)，即通过与外界和他者的多向交流和交换过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组织、自我再生产。正确的教育活动，就是要符合这样的一种‘熵原则’，这是一种无止境的和无约束的创造性的交换过程，并由此实现自我替代、自我更换和自我组织。政治必须靠健康的和良好的教育活动，来不断更新和重组，进行思想和体制的双重更新。但是，能够实现这种靠教育进行自我更新的政治，必定首先是一种人性的政治(une politique de l’homme)。

　　现代政治向现代知识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莫兰指出：现代政治的要害，就在于它本身存在和活动于一个一般化的世界和社会；而且，在这种一般化的社会中，一般的知识和专业的知识，都由于其长期一般化和专业化的恶性循环而陷于畸形、残废和瘫痪状态。立足于这样的知识基础上的政治统治，不能不是一种‘残害人的政治’(politique mutilante)；不能不是腐败的和垂死的。因此，改革政治的关键，就是改造教育和改造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

　　由此可见，莫兰的政治改革的思路，立足于这样的复杂性思考的基础上：政治关系到一切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领域，但现有的知识却是欺骗性的和被分割围困和被摧残的。实行健康的政治，有待于培养尽可能多的、把握有关复杂性世界的知识和思维方法的新一代。

　　考虑到现代社会危机和教育制度的失败，莫兰还强调进行新型的道德教育。他认为，作为传统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的个人主义，已经失败。个人主义是现代人陷入恐慌、孤独、自我残害、危害社会共同体，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必须代之以互动的相互关爱和自我关照的双重道德原则。

　　二十一世纪还刚刚度过五年。我们的未来仍然、难于预料和不确定。根据莫兰的估计，人类社会的现阶段，并未达到黄金时代，同样也不是黄金时代的黎明阶段，而仍然只处在‘铁器时代’。所以，这根本不是启蒙的时代，而是处在‘精神的史前期’。如果说，在二十世纪，我们遭遇到危机与进步、倒退与革命相混合的时期，那末，在经历了各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冷静地思考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二十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思考模式的无能、缺欠和残缺不全。因此，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和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各种概念。

　　莫兰在他的分析中提出了令人深省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时间结构的碎裂；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分化及其各自独立性；倒退中的进步和进步中的倒退；迷失的未来；不知去向和无所适从等等。莫兰认为，尽管人类科学技术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但它远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人类在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成果，充其量也只能属于‘文明的铁器时代’，距离人类文明的真正理念还是很远。所以，在许多法国哲学家看来，迄今为止所获得的科技成果，只能作为今后更长远和更宏伟的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一个起点罢了。